中国驻比使馆组织党员参访沙勒罗瓦劳动大学(组图)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在埃诺省、沙勒罗瓦市相关领导及劳动大学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劳动大学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史靖洪):“七一”前夕,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全体党员、驻比中资企业党员及留学生代表70余人前往位于埃诺省沙勒罗瓦市的劳动大学,探访开国元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中国外交史专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现场讲授了题为《勤工俭学 复兴中华》的党课,引起在场听众的思考与共鸣。

当记者走进主楼时,惊奇地发现第一层居然是一个宽敞的车间。据普塞尔介绍,车间里摆放着所有专业需要的各类机器,甚至还有飞机的模型。里面还陈列着上世纪20年代的各类发动机,供学生了解发动机的发展变化。他还说,车间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型发电厂,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发电的原理,产生的电力还可供教学楼使用。

主楼大厅里有一座特别的铸铁雕像,塑造的是一位冶金工人的形象。他的头微微右偏,身着工装,头戴护目镜,手持铁钳,身体强壮,神情刚毅。这样的雕像在上世纪初实属罕见,充分反映了劳动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沙勒罗瓦是著名的煤炭产地。20世纪初,这里的冶金业、玻璃制造和电力工业已经相当发达,被称为三大支柱产业。劳动大学当时就设有铸铁工艺专业,教授学生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铸铁工人或工程师。主楼大厅的大型铸铁吊灯及走廊的铸铁壁灯都反映了沙勒罗瓦高超的铸造工艺。

说到劳动大学,就不得不提该校的创始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保罗帕斯图尔(1866-1938年)。他是比利时工人党(后改为比利时社会党)成员,也是埃诺省议员。帕斯图尔的办公室如今已成为该校的一方“圣地”,只对非常重要的客人开放。记者在参观这间办公室时发现,茶几上摆放着两盏矿灯。原来,帕斯图尔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程师,对工人的生活非常了解。在19世纪末期,比利时工人的生活非常艰苦,有很多童工在煤矿工作。受父亲的影响,帕斯图尔对工人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他认为,比勒费尔德如果工人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是无法改变处境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帕斯图尔和朋友们合作创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

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非常不同,其办学目的是让工人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学校主楼上镌刻的“读书和欣赏、观看和模仿、思考和工作”充分反映了劳动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一学府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求学生进入车间学习实用技术。大学下设培养高等技术人员及工程师的工业高等学院和培养初中生的技术学校。当时就在工业高等学院就读。

到上世纪20年代,劳动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约3000名学生的技术院校,在欧洲地区享有广泛声誉,同时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关注。1928年出版的《中法教育界》刊有题为《中比教育运动导言》的文章。其中写道:“比国晓露槐(即沙勒罗瓦在当时的音译)有工业大学,于工艺之理论与实习,两者并重,班次林立,设备极优,最宜于勤工俭学生之练习,亦宜于高深工学之深造。”

结束对劳动大学的参观后,曲星大使在该校已有百年历史的阶梯教室为大家讲授了题为《勤工俭学 复兴中华》的党课。曲星曾长期在中国外交学院执教,担任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当代中国外交》和《中法关系史》等课程。

曲星先介绍了晚清时代“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官派留学情况,然后重点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留学高潮。他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受一战华工经历的启示,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催生了里昂中法大学这所特殊的学校。在这期间,约有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转到比利时学习,沙勒罗瓦劳动大学成为是接受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之一。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大多数留欧学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什么样的道路能够救中国。在比留学生先后参加了两场救国运动。

第一场是“修约外交”。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希望修改或者废除过去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1865年签署的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就是其中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赋予比方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zwolf.com/,比勒费尔德协定关税权、设立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并且规定条约修改只能由比方动议,否则条约延期十年。1926年中国政府提出修改此约,比方反对并将中国诉至海牙国际法院。同年6月15日,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了《为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告国人书》。10月,留学生三次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向比利时外交大臣递交请愿书,甚至有学生在市中心有轨电车的线路上卧轨以吸引社会关注。一名卧轨学生遭拘捕后在狱中表示:“吾辈为国牺牲,无所顾惜。惟望国内人士努力奋起,救我族种,挽我国权,我等虽粉身碎骨亦不辞也!”同年11月6日,当时的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废除中比条约,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应该说,留比学生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场是“庚款留学”。比利时虽未参加八国联军,但因“损失”获得庚子赔款总额1.8854%的赔偿,计为白银848万两,中方需38年付清,含利息共计1852万两。1920年,萧子昇、褚民谊来比,与劳动大学校长耶诺(James Hiernaux)商定,按中法大学模式建立中比大学,促成比利时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办学。此提议获得比议员、前教育大臣德斯特雷的大力支持,并在当地报刊发文《中国与吾人》。后来,中国政府筹款10万法郎汇至沙勒罗瓦,建立了中国留学生宿舍,史称“中比大学”。劳动大学的52名中国学生联名向比政府递交请愿书,历陈退款(时值44987万法郎)之必须。1927年中比终于达成协议,经过复杂的银-法郎-金法郎-金-美元转换,中国在遭受了巨大损失后,中比“庚款委员会”获得125万美元的退款,其中有60%用于中比教育事业,40%用于中比卫生慈善事业。而60%的退款中用于支付庚款留学的只有20%,计25万美元。但就是这25万美元,在1929至1934年共资助了85位中国学生赴比留学,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著名画家吴作人。留比学生为庚款的退还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的众多中国留学生中,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名列十大元帅之一的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五四运动”时期,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于1919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留法学生的革命运动之中。1922年,转赴沙勒罗瓦,成为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生的一员。他当时住在离学校两三公里外的一个普通居民家里,由于受到比利时工人党的资助,他不必依靠打工维持学业。

当时,劳动大学成为中国留学生五大思潮交锋的重要场所。这五种思潮分别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公教主义。

曲星强调,当时的留学生们不论信奉什么主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要去除,不平等条约要修改,中国社会制度要变革,中华民族要复兴,在爱国主义运动上各派学生都协作行动。但在各个派别中,只有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因此,能在各种不同的学说交锋中越来越强,并最终取得政权,带领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